回憶可以殺死一個人。
一直以來，我都不覺得自己是念舊的人，我總是要求自己往前看往前走，過去就是過去了，與其留戀往事，還不如展望未來。
就算偶爾想到以前的事，也真的就是想到一下而已。
長期追蹤Peter Fu文章的讀者會知道，2017到2018我們全家在芝加哥生活了一年，很多讀者也陪著我們度過這一年。
Oak Park是當年我們居住的地方，在芝加哥西邊郊區，距離市區約半小時車程，這裡治安好環境好適合居住，而且認識了很多台灣來的朋友，受他們照顧很多。
所以Oak Park對我來說，一直是個很特別的存在，我從來沒想過，人生中會有一年住在這個地方。畢竟我們不是以移民為前題的出國，所以很有可能人生只有這一年。（Perhaps, but who knows.）
美國進修結束，要回家的那一天，因為飛機是晚上，我載著史迪普與孩子們把Oak Park繞了一圈，讓他們跟讀書的小學、幼兒園說再見，跟我們幾乎每天都去打球玩遊戲的公園圖書館說再見，跟草地上的松鼠們說再見。
那一天大家都依依不捨，我有點感傷卻也安慰大家：我們會常回來，每年都回來！
結果七年了都沒回來。
隔了七年我才再回到這裡。
雖然這些年我與美國的醫院仍保持著緊密的合作，也經常往返美國，但居然我沒再回來芝加哥！（當然中間卡著疫情也是一大原因，許多事情線上會議就解決了。）
這次我們決定重回芝加哥，也特別訂了幾天Oak Park的民宿，為的就是再來回憶一下當年的生活。
這個回憶，可真的會把人殺死。
今天下午開回這裡，彼得兔就要求先回他的小學看看，我們停下車，開始散步過去常走的路。剛到這邊第一家吃的餐廳、手忙腳亂開美國戶頭的銀行、一開始英文不好雞同鴨講看電影的戲院、我們租的公寓、公寓樓下的超市...每一個地點（不是景點）都感慨一次，被殺死一次～
七年不見，有些店關了，有些新開的店，更多的是歷久彌新，彷彿時間凝結等了我們七年的地方。
重回2017，其實我們也沒變。
問題終究是會慢慢浮現的，只是很多人都不在意，最後辛苦的還是病人。
有個外傷的病人，在第一家醫院接受初步處置後，建議轉往醫學中心做後續治療。據轉送人員說，他們電話聯絡了好幾家醫學中心，對方給的答覆很簡單也很直接：「沒床！」「不要轉來！」
於是送到我服務的機構。
基本上我不會拒絕病人轉來（一級外傷中心其實也沒理由拒絕），不過也得先讓病人與家屬知道「來就是要等」。
病人送來了，我按照外傷處置流程幫他安排了相關檢查與治療，可是病人必需一直躺在救護車的床上...
理由是太多人來掛急診，急診已經沒有躺床，所以不需要躺著病人，會讓他坐椅子或輪椅，需要躺著的就只能躺在轉送的救護車推床上，直到有空的急診推床能讓他換過來。
救護車推床是按時間收費的，推床、跟車護理師、開車救難人員，加一加算一算每小時要一兩千塊，病人從我接班就躺在救護車推床上，做了一堆檢查與治療還是沒得換，家屬來問我了好幾次，到底什麼時候有推床、什麼時候有病床，每小時算錢，他必需要付一萬多塊...
我給他看了一下目前待床人數與等待推床人數，都是幾十幾十病人在跳，看完我兩手一攤，他也靜默了。
等吧！
該付的錢就付吧！
在我的文章裡，很少談這些醫療崩壞的主題，不過這段時間，我的確有感受環境越來越不好，然後醫護人員也開始用腳投票，新人不願意加入、舊人不斷離開，護理師不夠病房開不下去，縮病房縮床之後，病人就會卡在急診，最後就是要等更久、要花更多錢...
這就是最後的結果：民眾仍然覺得醫療必須便宜、必須是慈善事業、漲價是不對的；政府也不覺得正式醫護人員的訴求有必要、放任仇醫團體批評醫界貪婪，或是用惡意的處罰來對付無法預料的醫療變化或死亡...
然後國家讓病人知道：沒病房了、沒資源了、健保快不行了、要快要好就自費、國人餘命在減短、健保看不好了～
身在這個洪流之中，我能做的只有在崗位上盡力，但是冷眼看著非我能力所能改變的一步步崩壞。
門診來了一個腿上撕裂傷的太太，看過一次急診縫傷口，在我的門診看了兩次，拆線之後恢復良好。
由於療程已經結束，他要我幫他開一份診斷書，然後拿出一個小本子，上頭記得密密麻麻：「我問過保險公司了，這些內容都必需寫詳細，不可以漏掉。」
「要寫傷口多大，縫了幾針。」
「要寫『有麻醉』還有縫合。」
「要寫這幾天都需要休養。」
「要寫休養期間需要專人照顧。」
以上的內容我早就習慣，各種奇奇怪怪的要求，基本上只要是合理合法的，我現在都懶得跟病人爭辯，我只是常很懷疑，這到底是病人自己的腦補超譯，還是保險公司真的在文字上有這麼多近似刁難的要求。
「對對對！還有一項要寫：『需要我女兒在家照顧我』，這樣她才能跟公司請假。」病人念著小抄上的內容。
「這個沒辦法啦！寫『需要專人照顧』已經很多了，還要指定你女兒？」
「一定要這樣寫，不指定的話，他們公司會說為什麼不找別人。」
「那我寫指定總統來照顧，總統會來你家嗎？」
上週累壞了，連續兩個值班日都是整夜開刀開不停，中間雖然休息一天，也處在昏昏沉沉狀態。
昨天在急診上班，假日午後向來就是傷患掛號的尖峰時刻，各種大小傷、各種好幾天前受假日才有空來、各種明明沒傷硬要來給醫生看一下～塞滿了整個急診。
病人多也沒什麼，就是忙一點；病情很嚴重也沒什麼大不了，我見多了：讓人心煩的是這天麻煩的病人特別多。
站在我面前拿碼錶計時，算我還要多久才輪到看他。
要我明確告知他前面還有幾個病人沒看，還要讓他等多久。
早上看完診已經回家，一點小擦傷而已，下午病人的媽媽氣呼呼來急診興師問罪，為什麼沒有替他小孩詳細檢查？
其實這些也沒什麼，沒什麼我沒見過的，也沒什麼我處理不來的，但就是讓人身體累、心累又心煩。
下班的晚上，臨時安排一個聚會，與一位已經退出第一線外傷醫療，現在診所工作的前同事碰面，很久沒見，彼此交換了這段時間的心得，對於一直以來就在外傷前線工作的我，其實很好奇他的生活、收入、稅務、工作模式等...
「其實，光是晚上可以睡飽，不會一直被叫醒，就值得了。」
同事的話讓我有點心動，這不是生活最起碼的要求嗎？
在我的工作中，常需要與死神交手，外科醫師雖然盡力拚命，可惜不是每次都會贏。
記得學醫師的時候，曾上過一門課談「壞消息告知」，如何令病人與家屬在情緒穩定的狀況下，接受病情急轉直下，或是終究無法治療的事實。詳細內容我忘了，只記得要讓家屬慢慢接受，一下子把最壞的狀況講完，家屬無法接受，有時候還會引起反彈。
當時覺得很有道理，我們自己都未必能夠立刻接受不好的消息，更何況是沒有醫療背景的家屬。
然而很多疾病，是可以慢慢講，就算是癌症末期，也會有幾週幾個月讓對方接受與理解。我工作的場域，無論是急診或是緊急手術，恐怕沒辦法慢慢講，死亡是在電光石火間發生...
因此我有很多時候，必需在第一次面對家屬時，就告知「病人即將（甚至已經）死亡」。
這很煎熬，即便我不能說沒有經驗，但真的很煎熬。煎敖的不是家屬會不會質疑或反彈（偶爾有，但這不是最麻煩的），純粹是不想面對這種很突如其來的生離死別。
偏偏我避不開，這份工作的宿命就是如此。
手術後通常我會召集家屬，說明手術中的狀況，以及後續的治療計畫。如果是告知壞消息的話，從開刀房走到病情協談室，短短幾步路會讓我很沉重，要如何明確說明最糟狀況，不讓家屬有不正確期待，卻又做到不要太冷血，其實這幾件事是很矛盾的～
「我現在要講的事，很重要，很嚴肅，你們要聽得很仔細，有任何問題請務必問我。」這是我一貫的開頭。
「狀況很差，病人會在接下來幾小時（幾天）死亡，醫療端當然會盡力搶救，不過請不要有過高的期待。家屬們可以做的，是召集想見最後一面的親人過來，或者，祈禱奇蹟。」
跟我一起去說明病情的護理師，聽過我講過很多次，他們常說這樣的說明很清楚很好，其實這些話是在經年累月的練習中，找到的一種常用說法，但也是令我很沉重的一段病情說明。
